4月20日，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郊哥伦拜恩中学的迪伦·克莱博尔德和埃里克·哈里斯身着迷彩服和黑色军用雨衣枪杀了他们的犹太人、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同学15名，其中一名女孩独中九枪。
恐惧弥漫着孩子的心。据美国人自己调查，90年代以来，美国校园内犯罪团伙增加了一倍，暴力犯罪案件增加了二成。近两三年来，美国校园“定期”发生枪杀案，师生死伤上百人，作案人都是11岁至18岁的青少年。《华盛顿邮报》说，为自己安排后事成了孩子们中间的流行话题。另据对全美4000多名中学生的网上调查，对“你班上是否有人可能成为校园杀手”的问题，回答“有”和“也许有”的高达85％。
无独有偶。在大洋彼岸的英伦三岛举办的题为《我梦想的和平》儿童征画比赛，孩子们半数以上画的是血淋淋的战争和暴力场面。在柏林，1／3的中学生身携匕首和催泪瓦斯上学，过去学生间的殴斗向以打出血而收场，而现在出血则意味着新一轮大规模殴斗甚至凶杀的开始。
1994年春天，电视转播克林顿与美国儿童的对话时，7岁的安妮·尼柯———她的姐姐波莉前一年从家中被绑架、谋杀———表示了她对自己能否活到长大成人的怀疑，巧舌如簧的克林顿当即开出空头支票，“如果我有一个愿望的话，那就是带给孩子们一个安全的童年”。五年后的今天，在科罗拉多枪杀案后的每周例行的全国广播讲话（4月24日）中，克林顿没有自省自责，反而要求所有的美国人“扪心自问”“应该做些什么才能使更多的年轻人摒弃暴力”。
克林顿说，“包括政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与暴力文化作斗争，”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欧文斯附和说，“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肆虐的病毒”正在毒害美国青年。他们虽然指出了暴力文化的存在，却对它的内涵莫衷一是。
他们首先指责枪支。据估计，美国人现在拥有2．35亿支枪，差不多每人一支，枪杀案频仍引起了控制枪支的声浪。然而拥有300万会员的全国枪支协会反对哪怕是最轻微的枪支控制措施，枪协说是人杀人而枪不杀人，而且持枪是宪法赋予的“人权”，若予限制，则政府将会逐渐干涉人民其他方面的权利。
其次他们指责媒体对暴力的过分渲染，要求予以严格限制。他们拿出统计数据说，一个成长至18岁的西方青少年，在电视上看到的打斗场面达10万次（据法兰克福大学的研究，生活在德国的孩子从出生到满12岁从电视上看到的各种凶杀镜头约1．4万次）。警方也将暴力影视剧的影响写入了报告，西方各国也纷纷推出或准备推出限制电视节目中暴力场面的严格措施。科罗拉多校园枪杀事件后，美国国会对好莱坞施加新一轮压力，要它在面向儿童的电影、电子游戏和音乐中限制描绘暴力。然而媒体同样援引宪法捍卫自身的利益，辩白说应首先搞清想象与现实的界限。
洛杉矶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巴特沃思虽然意识到不能把儿童枪击事件归咎于媒体、游戏和枪支，但他错误地指责青少年的个性对此类事件产生的作用，他的结论说，较早有过犯罪和攻击行为的孩子、情感和智力发育延后的孩子、不断惹事生非的孩子、难以和其他孩子相处的孩子以及那些来自破裂家庭的孩子最有可能通过谋杀发泄愤怒的倾向（克林顿也要求所有的美国父母“注意烦恼的年轻人的早期危险信号”）。
无论是克林顿、欧文斯、巴特沃思，还是一般公众的舆论，都对美国文化中暴力文化的病毒缺乏或者不愿意作出哪怕是稍进一步的认识，还是让正在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暴行的塞尔维亚人来给美国人补上这一课吧，塞尔维亚电视台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克林顿和他的政府给美国的青年一代树立了灾难性的榜样。克林顿口口声声“要用以身作则的力量告诉我们的孩子怎样和平地解决冲突”，他却一点也不承认在以暴力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这一点上，美国政府远比他们的该子走得远得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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